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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那“一屏风的星汉灿烂”

——记《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作者:胡忠良

来源:中国报

2020-08-28 星期五

    1995年深秋,笔者赴意大利罗马和梵蒂冈考察时,在梵蒂冈图书馆见到了一巨幅屏风式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据接待人员介绍,这是17世纪来自中国皇宫的星图。

    2014年初冬的早晨,在中国第一历史馆库房里,笔者终于见到了宫藏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真容:当8幅宫装挂屏依次展开时,一片深邃浩瀚的星空呈现在眼前,天河横空而过,闪烁着耀眼的银光……此刻,忽听身边一位专家感叹道:“瞧,这一屏风的星汉灿烂!”

 清宫藏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中国第一历史馆藏

一座丰碑

    在过往千百年的“丝路”历史长河中,这巨幅屏风式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无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该图又被称为“恒星总图”“恒星屏障”“汤若望星图”“天球星宿图”等。它是东方世界现存最大的一幅皇家星图,是东西方天文学家共同参与创作的科学作品,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明末,西学东渐,传教士作为先驱,逐渐渗透中国内陆,并进入宫廷。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找到了一条传播西方天文历法科学并为中国皇帝服务的捷径。自古以来,作为皇权象征,天文历法一直被用作维护帝王的声望和统治众多地方诸侯的政治工具,尤其是每个新的王朝,都有调整纪元和制定历法的传统。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天文学曾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了实际计算历法的规则,旧的星空上所标的星座位置也不十分明确,难以辨认,天文仪器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皇室十分欢迎来自西方的能解决天文问题的耶稣会士。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开设历局督修历法,他调用精于天文历法的耶稣会士、钦天监人员以及民间人士,组成了一个国际型的专家团队。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进入历局。在徐光启主持下,这支中外专家队伍,完成了明末恒星测绘工作的大业,并先后绘制出《见界总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黄道南北两总星图》《黄道二十分星图》等,徐光启认为上述4种图,尺幅狭小、精度不够,于是又组织邬明著等人在汤若望的指导下绘制尺寸更大的星图。此图镌刻印制完成后,徐光启尚未将其进呈皇帝便抱憾病逝,其接班人李经天到任后,于崇祯七年(1634)进献给崇祯帝。这屏风式星图体型巨大,分8条幅,全部拼接起来,高1.68米、宽4.46米,屏风上绘大小14幅星图和4幅天文仪器图,前后附有署名徐光启和汤若望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与《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

    在这巨幅屏风式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中,最大的两幅圆形星图为“赤道北图”和“赤道南图”,各占3幅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中部上端为“赤道图”,是一幅《见界总星图》,两旁有汤若望撰写的《赤道图说》;下端的《黄道图》是仿《见界总星图》,以黄极为中心,两旁为邬明著撰写的《黄道图说》。“赤道北图”右侧为岁星、荧惑、太白、填星、辰星的《行天一周迟留伏逆诸行经图》及《黄道经纬仪图》《地平经纬仪图》,并有汤若望撰写的《测恒星黄道经纬仪说》《测恒星地平经纬仪说》。“赤道南图”左侧为岁星、荧惑、太白、填星、辰星5幅《纬图》及《赤道经纬仪图》《纪限仪图》,邬明著所撰《测恒星赤道经纬仪说》《测恒星相距纪限仪说》。4幅仪器图明显参考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著作绘制。《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的重点是两幅主图,为两个大的圆形星图,皆以天赤道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星图上的恒星都画成大小不等的圆点,圆点大小表示星的亮度,共分为6个等级。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气”的天体,就是星团或星云。研究表明,星图中的星基本依据《崇祯历书》中的《恒星经纬表》标定,其数据可能来源于1612年出版的格林伯格(1516-1616)星表。另有一些新测尚未入表的恒星,星旁加小点以表示。除《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的天赤道之外,还有5道表示各种刻度划分的圆圈,分别采用了来自中国传统二十八宿和“日度”测度系统,以及西方的十二宫和“平度”测度系统。《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共绘有恒星1812颗,打破了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星座体系1464颗的惯例,且所有恒星皆依据实测数据绘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天南极附近,中国古人未曾观测到的天区,依据西方星图和星表补充了126颗星,大小麦哲伦星系也标注在星图上。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继承了我国传统星图的内容与特点,又吸收了欧洲天文学的先进成果,在我国星图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启了明代以后星图绘制和传统星象变革之先声。同时,该图星数之多、内容之完备,放眼17世纪,在全世界也堪称首屈一指的杰作。

背后传奇

    我们发现,直到20世纪50年代,至少西方学者还认为梵蒂冈图书馆的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存世孤本,而中国紫禁城内秘藏几百年的皇家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却鲜为人知。如今,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世界各地又发现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这些图的制作及传播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与未解之谜。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两幅,即是梵蒂冈图书馆及清宫所藏的这两幅星图:一个时间最早,一个制作最精良。而它们也是其他一切仿制品的真正源头。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画像

    201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广东Letou广州市召开,中国第一历史馆馆藏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然而,它并不是明崇祯七年(1634)汤若望等人绘制呈献皇帝的初版星图。关于该图的初版,《治历缘起》有所记载,该图使用绢制,共花费白银43两5钱,由汤若望出资并负责绘制完成。这幅绢制的第一幅星图,今天可能已不存于世了。而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那幅纸本淡墨彩的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应该就是初版的副本。据载,1634年,该图绘制不久,耶稣会士汤若望曾私下里复制了2个副本送往欧洲本部:一份到了梵蒂冈,即现存梵蒂冈图书馆的那一幅;另一份途中在果阿(印度的一个邦)被耶稣会东方分部截留,有人推测可能是现存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那一幅。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幅清宫珍藏的屏风式星图,与梵蒂冈图书馆藏图,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改动痕迹。通过比较发现,清宫所藏之图与梵蒂冈图书馆藏图尺寸、图画及图说基本一致,甚至图绘的印刷墨框也完全一致。但在汤若望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中署名部分有所不同:在梵蒂冈图书馆藏图上为“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罗雅谷订,访举邬明著图,陈于阶、杨之华、祝懋元、朱国寿、孟履吉、黄宏宪、程廷瑞、张寀臣仝测”,而清宫藏图中改为“修政历法远西耶稣会士汤若望谨撰”;此外,清宫藏图中在《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之尾的汤若望列衔“修政历法远西耶稣会士”,其中的“历”字被涂抹掉了,显然是在清乾隆时期为避讳皇帝的名字“弘历”,宫廷作过例行处理的痕迹。当然,两幅星图最显著的不同点是:梵蒂冈图书馆藏图(包括目前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各种版本)只是在原木版印刷墨图框的基础上,稍加了点颜色,显得平淡而陈旧;而清宫藏图由于是直接供皇帝御用,显然又做了浓墨重彩的艺术再加工,全部8幅挂屏,均为蓝绫宫裱,拼接后,高1.714米、宽4.46米,所有图均用不同的矿物质颜色填绘,尤其两幅圆形星图,全部背景底色都是宝蓝色,而大大小小的星座均用金粉绘画,加之宫中精湛的装裱衬托,使整幅巨图金碧辉煌,艺术性与装饰性非常强,并散发出东方皇家艺术品独具的魅力。

    据汤若望的书信记载,崇祯帝很喜欢这屏风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一直把它留在身边。崇祯十年(1637),为配套屏风式星图,崇祯帝还下旨制造了星球仪,安置于宫殿、御陛之前,其作用也如同屏风式星图一样,为了便于皇帝时刻御览。

    “列宿森罗,或昼或夜,而一时之天象灿于目前”,每当笔者读史及此,不由掩卷,眼前便浮出这样一个场景:在宫殿里,身着华服的皇帝推开牗窗,抬头遥望浩瀚星空,而在其身后,也是一屏风的星汉灿烂!

    原载于《中国报》2020年8月21日 总第3567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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